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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首创中学堂
聊城首创中学堂
许宗珺
十九世纪中叶,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,打开了晚清政府的国门。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,暴露出清政府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,也一次次擦亮了旧中国先进文人的眼睛,唤起了他们“救国图存、变法求强”的爱国之心。中国的封建文化体系也在“欧风美雨”式西方文化的沐浴和洗礼中,受到强烈的冲击,令中国人不得不“开眼看世界”。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、“中学西用”的教育理念,逐步成了晚清政府政治维新的思想基因。早在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光绪帝就下帝谕“将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,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……”。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清政府颁布《钦定学堂章程》,即《卯学制》,提出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教育宗旨。同年,东昌府将原“启文书院”,改设为“东昌府官立中学堂”。至此,聊城历史上的第一处中学堂在东昌府建立。
1902年,《钦定学堂章程》颁布,原“启文书院”,改建为“东昌府官立中学堂”,校址坐落于东昌古城中心建筑“光嶽楼”的东南角,孙家胡同内,现在实验小学校址的一部分。尽管“校址狭隘”,但“规模毕具、讲堂明亮,皆新式桌几”,该学堂当时与青州府官立中学堂并冠于山东省。该学堂首任堂长为留日学生郭宝珍,首任监督为尹宏庆。
    由于当时《中日马关条约》签订不久,清政府割地赔款,使旧中国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,用于教育的经费更是寥寥无几。所以建校十几年,该学堂始终保持原貌,没有发展,每年只能招收一个班级,在校学生最多只能容纳四至五个班次,其招生能力和办学规模受到严重制约。到1937年,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,该学校停办。其间35年的学校历史中,因不同原因,校名几次更迭:清政府土崩瓦解后,于民国元年(1912年),各官立中学堂一律去掉“官立”二字,称“中学校”,东昌府官立中学堂更名为“东昌中学校”;民国二年(1913年)七月,由于原东昌甲种实业学校的并入,以及取消府辖设置,山东全省将十府三直隶州的中学一律改为省立学校,统一排名,“东昌中学校”又更名为“山东省立聊城第四中学校”;第二年,因临清的省立第七中学与该校合并,该校又更名为“山东省立聊城第二中学校”,直至停办。因“省立聊城第二中学校”这个校名使用时间最长、影响最大,所以人们都习惯于用“省立聊城第二中学校”称谓该校。多年来,这所学校一直为三年制初级中学,只有在民国十四年(1925年),曾经增设一个高中班,但因师资不足、学生较少、形不成规模,高中班仅仅招生了一年,于次年并入济南。
由于当时政权不稳、时局动荡不定,国家权力更迭较快,随着政权的更迭,该校的办学宗旨、课程设置亦有不同,基本经历了“从清末的尊孔为核心,发展为民国时期‘吸取美国英国的科学教育、效法德国日本尚武、尚实精神’的封建买办教育的过程”。这个过程,也始终贯穿着资产阶级的新思想、新教育与封建的旧思想、旧教育的激烈斗争。
学校建立之初,《钦定中学堂章程》中写到:“令高等小学毕业者入焉,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,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,进取者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底……”。该学校长期以“知、仁、勇”为校训,以“敬爱、忠恕、公诚、知耻、坚忍、进取”为训练宗旨。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,中学又一度上演“恢复了尊孔读经”的复古主义逆流的丑剧,但这幕丑剧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的寿终正寝,很快就挂幕封场、烟消云散了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,像一场暴风骤雨,为一部分有识之士,吹散了封建思想的阴云,洗刷了封建思想的污垢,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,世人的教育观念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。
组织机构:晚清时期,该学堂设监督一人,统辖全堂司事人役,主管一切教育事宜。教员若干,分任各科教学,设掌书一人(教员兼充),文案一人(主管全堂往来文牍),设会计一人(总司全堂款项出入),庶务一人(管理堂中各项杂务),监学二人(管理学生起居、出入舍堂等事宜);因该学校后期为省立学校,民国后一直隶属于山东省教育厅,其校长任免及经费拨发均有省教育厅办理,当时学校设校长一人,统管学校校务,设教务主任一人、训育主任一人、总务主任一人,各科教员若干,学校实行聘任制,教员、主任皆有校长聘任。
课程设置:学校成立之初,课程大部分沿袭了清制,各省府州县之大小学堂,一律兼习中西之学,以新旧学相结合为特点,但课程也有一定变通,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国文教育中,增设了白话文,另外还适当增设了简易的算学、历史、地理等科目。民国成立后,该校按照教育部颁布的《中学课程标准》,开设了修身、国文、英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博物(现生物)、物理、化学、法制、经济、国画、手工、体育等项目。尽管当时课程设置较全,其实师资欠缺,为师者大多一人身兼二三科教学。因受封建礼教的影响,该校成立之初,男女学员分别施教,民国后,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,男女学员才合校并读。
另外,因该学校长期为省立学校,教师待遇在当时,与其他学堂相比相当丰厚。教师每月工资多者八十余元,少者五六十元,主任比工资最高的教员每月多出十五元左右,校长待遇最高,每月约二百元左右,比地方小学教师工资高出七八倍。
从学校生源来看,该校为寄宿制学校,学生主要来源于鲁西北各县,但仍有其他外地学员入读该校。据史料记载:1915年在校的187名学生中,其籍贯就涉及冀鲁豫三个省的三十个县,辐射面可谓广也。
在当时情况下,学生入学,每人须交5元“学习保证金”,毕业时退还本人,但中途退学者一律不退。学校内还有校方统一组织的学生组织——学生自治会,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,受济南爱国运动的影响,该校学生李学曾与三师一位刘姓学生,组织同学在聊城迅速掀起了爱国热潮,他们组成“聊城学生联合会”,并作了具体分工,成立了宣传队、纠察队、调查队、募捐队以及国货商场等下属组织,打出了“以实际行动反对卖国贼”、“拒绝对德和约”、“废除二十一条”、“绝不让日本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利”等爱国口号。同时积极揭发了卖国政府媚外投降、袒护卖国贼、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滔天罪行,爱国热情异常高涨。
民国四年(1915年),山东长清县人王祝晨,受省教育厅委派,来聊城接任“省立聊城第二中学校”校长一职。他到任后针对省立二中校址狭小、设备陈旧简陋、管理松懈、课程开设不全等弊病,大胆创业。首先请求山东省教育厅拨发校改经费,购置民房扩建校舍、建筑楼房改变校貌,并以身作则,亲自兼代体育课,开齐开全课程。他还重视学生的体育培养,想法开辟了体育运动场,并请在聊传教的美国牧师来校指导。在他的带领下,省立二中当年之内就能派遣学生去济南参加全省运动会,并且成绩较佳,又代表山东省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华北运动会。由于他倔强的致力于教育事业、提倡新文化、倡导新教育,又敢于同黑暗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,加之身体肥胖,人们送他一个可爱的诨号:王大牛。
曾经在该校就读的学生,日后有许多都成为聊城历史上的名人或烈士。他们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有的则成为党的干部,有的学生还参加了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领导的抗日促进队,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。“中国共产党鲁西县委”的创始人、革命烈士赵以政、孙大安、王寅生、杨耕心等,都是省立聊城二中1925年的毕业生。后期毕业生中的名人还有白果(邓延熙)、金谷兰、金方昌等革命烈士。已故中国著名画家李苦禅大师,少年时也曾该校就读。还有一些该校毕业生,曾经就职于中央机关、或在高等院校担任领导职务,现在大部分已经离退休,还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著名的学者、专家、高级知识分子等。
总之,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下,受人们思想认识的局限,省立聊城二中虽然建校时间历时35年,但是其招生学生总数仅仅一千多人,教育规模与现在之中学相比,大相径庭。尽管如此,不能否认的一点是:该校为鲁西教育事业的发展,为革命人才的培养,为革命斗争的胜利,作出了积极的、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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